陳冠而X甄拔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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靠邊站《之後，沒有詩》
米蘭．昆德拉所說的「indifference」，一種無動於衷的狀態。
看靠邊站的舞劇《之後，沒有詩》的同時，我沒辦法不聯想起我同時正在排演的另一個短劇《七個猶太小孩》。《之後，沒有詩》的宣傳單張與場刊裏印著：清洗－穿衣－集中營，我清楚地知道，這是一個與納粹時期猶太集中營有關的作品。而英國女劇作家卡瑞．邱琪兒(Caryl Churchill)的劇作《七個猶太小孩》(Seven Jewish Children)，則是2009年時為回應以色列軍隊以搜捕恐怖分子為名，大舉轟炸加沙地帶，造成大量平民傷亡的事件，以短短兩星期寫成、邀得英國皇家劇院以一星期排好並上演的短劇。
我們帶著《七個猶太小孩》到大專巡迴讀劇，其時有不只一位觀眾回應說，如果這是劇場對應社會議題的一個例子，以巴衝突對香港觀眾來說未免太遙遠。我當時的感覺是有點錯愕──我從來不覺得這些事件遙遠，儘管發生的地方的確是在我們的千里之遙，可是那種普世性、那些潛藏與蔓延的暴力是共通的。
《之後，沒有詩》舞劇中主要呈現一段濃縮的集中營生活，囚犯一個接一個的，重覆相同的動作，人如同工廠中的貨品，在輸送帶上，依照劃一的細碎工序，成為沒有名字、沒有特徵的物件。在場刊中拔濤的文章則為作品拉開一個更宏大的寬度，談到集中營並不是歷史中的一個特例，而其實是和我們息息相關的，甚或過去根本沒有逝去，時刻與我們共存。可是這一個延伸出去、更為遼闊的視角並沒有在舞劇本身裏面得以呈現。所以場刊裏拔濤說希望發展成一個長篇的舞劇，我是有所期待的，因為這次的環境舞蹈確然只像一個序。
同時期參演的另一個同為卡瑞．邱琪兒的劇作《遠方》也是談暴力、權力與宰制。《遠方》是三幕劇，可是三幕劇迴然不同，頭兩幕是較寫實的二人對話，到第三幕的「世界大戰」卻充滿意象符號，「大象投靠韓國人」、「向電腦programmer、拉脫維亞牙醫施放毒氣」乍看會讓人摸不著頭腦。在座談會裏，導演馮程程談到，在排練與文本分析的途中，他們嘗試以資料搜集的方式，解拆第三幕裏大量出現的不同意象符號，例如有一句是「他們是被大頭針殺死，被咖啡殺死」，考慮到劇作寫成於反世貿運動的高峰期，他們認為大頭針是隱喻全球化下被擠壓的製衣工人，咖啡則是指不公平貿易下備受壓迫的咖啡農。
可是資料搜集歸資料搜集，在演出的短短數十分鐘，如何能夠把作品裏的深遠含意呈意在觀眾眼前，並且拉近與我們生活之間的距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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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構思、排練到宣傳，常有人問我：為什麼要講集中營？其實，《之後，沒有詩》(下稱《之》)說的是權力如何剝奪、宰制、撕裂個人的故事。舞者及演員在劇中的掙扎、反抗與無奈接受，如果留心的看，應該會覺得似曾相識。個人無可避免地被資本主義宰制，不正是這種狀態嗎？所以，將歷史或世界大事拉近與我們生活的距離，可能要靠呈現處境、狀態，或在劇中加入熟悉的符號。平板的敍事，很難令觀眾投入。
不過，香港人傾向只顧面前的方寸之地，懶理世界正在發生什麼事。我以為，「發生在以色列的事未免太遙遠」的想法，是一種欠缺想像力的表現。
現在看到的《之》，是我構思中長劇的一部分。長劇會用更多文本，形體表達可能有些不同，思考也許朝個人在集體暴力的責任這個方向發展。不過，做了這齣戲之後，醞釀中的想法開始發生變化。現在還不好說，將來會變成什麼樣子。
我看《從機器走出來的神》(下稱《從》)時，不住在想，郭嘉源與陳冠而都好像在文字與舞蹈（形體）之間苦苦掙扎。我是文字出身的，所以在排戲時也深有感受。《從》中的尼金斯基，之所以不能呈現，甚或註定扭曲，都好像是語言所造的好事。由一開始錄音機控制身體，中間的失語狀態，到結尾要以撕掉書本及拆毀錄音帶作逃脫，處處看到導演的掙扎。但吊詭的是，《從》懷疑語言，但仍然仰賴語言推進劇情。導演對語言在身體（舞蹈、形體的載體）的既愛且恨，可謂一覽無遺。
排戲時，我啃讀舞評家Jochen Schmidt寫的Pina Bausch。當中提及舞蹈（身體）與戲劇（語言）的永恆對立，頗惹我疑竇，真的必然這樣嗎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