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息跨媒介創作室（簡稱「小息」）在《卡桑德拉／表象終結之世界》中的設計，結合戲劇與裝置藝術的元素，讓觀眾置身其中，體會劇作。劇本原創Kevin Rittberger提出了二重問題：從非洲走向歐洲的難民的處境如何？歐洲知識份子如何面對難民與自己的關係？第二個問題直指真正認識／經驗他人苦難及轉譯之不可能，那麼作品中的情感及意識的流動能否令觀眾有所共鳴便為關鍵，因為那是突破認知局限的契機。

Rittberger以田野調查的結果為基礎創作，但質疑寫實通俗的表達方式。他的文本結合多種表達形式，分別呈現了敍述上視點及聲音之差異性。《卡》的敍述層次複雜，除了從難民、援助者、海關、翻譯、紀錄片導演、作家等多個角度呈現難民的波折經歷，亦表達了從不同位置再現其他人經歷的限制，反身詰問關注／觀看別人困苦的倫理難題。簡單來說，是關懷者感到「好人難做」的道德焦慮，質疑自己的紀錄和轉達不夠真實、不夠設身處地，擔心自己有動機不純的優越感、恐怕越幫越忙或好心做壞事……劇中兩個歐洲記者代表了兩種取態：紀錄片導演Julika執著於消弭她和難民的距離，力圖擺脫偏見，親自乘上難民船，甚至不怕一起沉沒海底，越鑽越深，似乎最後只有毁滅；紀實作家Disk接受自身限制，認為人不能兼任紀錄者與救援者的角色，但他卻無法接受翻譯員表達上的偏差。

 

敍述的聲音也有複雜的層次差異，直接敍述、間接敍述和自由間接敍述的聲音隨時交錯；以其中一個尼日利亞難民Blessing為例，劇本開端對她的間接描寫、她的日記自述、戲中戲「教育劇」飾演Blessing的演員的台詞、她同行的丈夫Boubacar的轉述……等多個聲音交替。或者以「遇溺者的視點」為例，Julika在她與Disk的對話中說要拍Disk淹死、旁白描述Disk淹死、沙灘上的目擊者描述Disk淹死、Disk在水中的自白、Julika說自己可以和難民一起淹死、Boubacar轉述Julika淹死等多個敘事聲音也隨時轉換，所述內容是真實、虛構、記憶還是角色的想像也模糊不清。

「小息」的演繹以多媒體和空間轉移為手段，呈現出戲劇文本在視點和聲音上的差異性和複雜性。劇團在牛棚藝術村裡劃出多個演出區域，順著文本章節，讓觀眾不斷移動，從室外到室內，最後走進牛棚12號單位，沒有坐位，處於不斷流動、漸漸疲倦的狀態，指涉難民的漂泊境況。在視像和聲音的佈置上，觀眾在序幕先看到圍牆上海浪的大幅投影，演員以各種身姿處於當中。然後劇團領觀眾經過曲折狹窄的通道，途中會聽見不同人用外語說話的錄音，路旁放了一雙雙鞋子，感覺詭異；對照劇本，那些聲音和鞋子應該是不同人和物之簡述，但觀眾匆匆走過，而且聲音細碎，又是外語，不會聽到當中的內容。大概劇團的用意是，先後以視像和聲音配置營造出難民處境的氛圍，讓觀眾對主題產生初步印象，然後才對個別難民的故事作具體的描寫。

演出的下半部都在牛棚12號單位中進行，當中放置了多個顯像管電視機和幾個魚缸，在這裡即時攝錄和預先錄製的影像會在電視上顯示或投射在牆上。魚缸和電視機影像，呈現Julika所思考的「在水中」以及間接傳達的視點。最後電視屏幕上的蜘蛛網配合著Boubacar講述的有關蜘蛛的傳說，演出者亦以燈光提示觀眾留意四週牆上的粉筆字，表示觀眾猶如在船艙之中，與劇作中兩類人 — — 非洲難民和歐洲知識份子 — — 的經歷連繫起來，亦承接了序幕大海的環境意象。除了作品中作為批判對象的「教育劇」一部分，「小息」的聲畫裝置和空間移動的策略使觀眾置身於劇場作品中，而非在一個抽離的位置觀看舞台上的事件。換言之，《卡》藉著Julika提出的「關懷他者之倫理」和「對別人處境之再現」等似乎無法解決的難題，「小息」仍然試著回應 — — 當然了，否則這些香港的藝術家怎會翻譯／演繹一個德國劇作家講歐洲知識份子和非洲難民的文本？

 

「小息」的創作心思值得肯定，而從觀眾的角度看，演出效果如何呢？

首先，Rittberger的敍事形式夾雜著多種風格，包括了以日常語言呈現通俗情節的部分，也有敍事角度遊移不明、虛實難分、詩意的意識流描寫，也就是說，他以難以轉達的語言風格來講述「難以傳達」這主題，難上加難。「教育劇」的部分是通俗易懂的，卻也是被批判的，而「小息」邀請了一些觀眾即場飾演「教育劇的觀眾」角色，讀出相應對白，置其於某個非洲人的位置，質疑這種敍事語言和歐洲人潛藏的排外政治議程有關－－因為通俗的表達手法和注意力聚焦於舞台的演出正是政治宣傳（Propaganda）所需要的。但是香港觀眾要代入對「教育劇」不以為然的非洲觀眾的處境，則需要多一點引導，否則抽離的批判性恐怕會被即興參與的遊戲性取代。

在12號單位演出的下半部，當幾位演出者交替演繹文本中多個角色直接和間接敍述的內容時，正如上文所述觀眾們被安排在一個「身歷其境」的狀態中，演員們的肢體動作、敍事聲音、即時攝錄的電視錄像在觀眾們周遭發生，注意力分散。雖然說這安排讓各觀眾自行調校焦點，也可說他們不斷被干擾以致分神，加上原文本「富有挑戰性」的語言風格，可能便觀眾能量渙散，如在波濤中浮沉掙扎，不利於他們體會劇本和演繹者在細節上花的心思。

 

敍事層次複雜細膩正是《卡桑德拉／表象終結之世界》的特色，但Rittberger以哲學家叔本華的《作為意志與表象的世界》為參照，最後以非人類的視點 — — 溺死者、「水底精靈」和珊瑚 — — 在大海中融為一體的意象作結。世界表象繁多，終同歸於世界本體的意志。難民們為了生存和發展，不惜冒生命危險渡向歐洲，其求生的慾望和痛苦的掙扎就是那接通萬物眾生的意志，使Julika那大概是發達國家的知識份子才會有的煩惱未免顯得庸人自擾 — — 直至人涉入「海底亡者的觀點」這麼徹底的、非人的境地。

那麼（在Boubacar轉述中）Julika把攝影機丟進海裡、再跳海自殺的行徑，若非瘋狂，就是悟道。那看來是反藝術的，那麼《卡》這作品是自我抵消的嗎？但在叔本華的痛苦意志之外，這作品的另一參照是希臘神話中的卡桑德拉（Cassandra），一個注定預言不被相信的先知。雖然翻譯和再現似乎總是誤解和偏見，就如卡桑德拉那宿命的警告一般，Rittberger仍在序章中提出一絲改變的希望，「把夢翻譯成另一個夢」而非悲慘現實的希望，那讓難民們前仆後繼、九死一生仍要冒險的希望。

對叔本華來說，表象指向認知和經驗上的限制，但藝術是意志本體之模型，也是「另一個夢」的翻譯工作，傳達的最重要是情感而非知識，可為人帶來痛苦中的慰藉。可惜「小息」讓觀眾置身其中的配置也使能量易於分散，加上文本艱澀之處不少，要引起共鳴更不容易。

[原載於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(香港分會)網站；2018年4月6日]